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******

　　从“学校体育”发芽，因“终身体育”发展——

　　烟火深处的爷爷足球队

　　很难再有一个足球场如这般“螺蛳壳里做道场”。

　　一块接近标准的5人制球场，长45米，宽22米，两个长边竖起铁丝网，一边挂着横幅“中国足球从我做起”，另一边用蓝色KT板顶棚延伸出狭窄的综合区：破旧的沙发和不成套的桌椅组成休息观战席；更衣室等同杂物间，想钻进去，得先拨开挂得密密麻麻的旧球衣借光，才能在足球和运动包的缝隙里找到落脚之地；休闲娱乐区最“宽敞”，塞着4张很难同时落座的麻将桌和观赛用的100寸电视；厨房“可以做几十人的饭菜”，还有一个洗澡间。平日训练，至少二三十人活动，若有比赛，容纳七八十人也是常态。

　　可要找到这个“秘密基地”，得先穿过一个农贸市场，带着生鲜干果、蔬菜杂粮的人间烟火气，转角隐入绿茵场。一进门，球场宽边的白墙上4个红字显眼“老有所乐”，一排小字点明方位“昆明市茨坝老年活动中心”。

　　“球队活跃的队员有70多人，五六十岁的居多，80岁以上的还有6名，年龄最大的88岁，是一支爷爷足球队。”66岁的孙滇云算得上队里的“中坚力量”，作为昆明一友足球俱乐部领队，他向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表示，这支中老年足球俱乐部有着40年历史，而这个球场是大家自筹9万元建的，“每周雷打不动的两次训练，这里已经成为老球员们的精神家园。”

　　“我们是1982年成立的，当时昆明市第一中学毕业的学子踢足球的特别多，为了延续学校的足球文化，大家就商量成立一个俱乐部。”这个被命名为“一友”的俱乐部最初有4名创始人，当时20多岁的孙滇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，而另外3位“老大哥”包括中国足坛名宿马克坚、前昆明市体工队队长高祖培、前昆明市足球办公室主任白云祥，“4个发起人，现在就剩我一个，其他都‘走’了。”

　　学校的足球氛围，84岁的李崇智仍印象深刻，他是原云南省足球队球员、教练，球龄已有70年，而他的足球启蒙正始于校园，“1952年我进入昆一中，当时就被学校的体育氛围吸引。”他记得，学校有两个“最好、最标准”的足球场，篮球场也有10多个，“下午4点半下课，上千学生一撂课本就去球场了。”

　　但这并非不重视学业，而是在当时，体育和文化课地位等高，“成绩好、品德好的学生才能去踢球。”李崇智表示，目前，俱乐部里80岁以上的成员中还有两人是他的同学，“我们都是昆一中的学生，也都是云南省第一批专业足球队员。”

　　有了学校的基础，俱乐部很快发展到60多人，最初以昆一中毕业的学生为主，“来了不少中年人。”孙滇云记得，队伍成立不久，全国的中老年足球赛开启，为了参赛、壮大队伍，各行各业的人加入进来，“警察、医生、自主择业的、京剧团唱戏的……但大部分都有足球底子，很多人有过专业队经历。”1986年，30岁的孙滇云见证球队首次获得全国中老年足球赛冠军，“那时云南足球很少冒出头，我们就像卡塔尔世界杯的摩洛哥队一样，一匹黑马冲出去。”

　　“老人们尤其坚信，只要有人上场，云南足球就不会倒。”孙滇云记忆里，球队似乎没有难以为继的时候，俱乐部里的很多人年少时便已相识，他们是校友、队友甚至是师生，发展到后来，加入了亲戚、同事、朋友，“我们圈子里大概有200多人，‘一友’也从‘一中校友’转变为‘一群好友’了。”

　　8年前，球队结束了“漂泊”的日子，在距昆明市中心约15公里的茨坝街道拥有了固定球场，但球场地势较高，一到下雨天，天然草坪就暴露缺陷，上场的人都一腿泥，且日常维护费用也比较高昂，众人一商量，又自筹经费翻修了球场，“多的凑一两万元，少的凑千百元。”用国家级裁判、足球解说员陈晓昆的话说，“为了有个地方，能把大家和足球拴在一起。”

　　“拴在一起”意味着要先跨越队员间年龄的代沟，再携手蹚过时间的河流，至少在这片小小的球场上，“孤独感”对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是一个陌生的词。

　　无论场上场下，81岁的陈晓昆都十分自在，“训练后，大家分两桌做饭，我们老年人牙口不好，伙食既得讲求营养又要讲究火候。”他以牛肉举例，“一份做红烧，味道浓一点，给年轻人吃，一份做清汤，炖烂了，适合老队员。”而四五十岁还没退休的队员，通常忙不急吃饭，为了训练调的班，还得尽快补上。

　　做过心脏搭桥手术的李崇智则因身体原因被“禁赛”，但训练时间一到，他就会出现在场边指导技战术，在这里，几十年从业经验凝结的218条“信条”依然鲜活，不会再囿于箱底的笔记本里，在足球的语境里，“当年训练，两毛钱买一包辣椒就饭吃”的古早经历，也有了更多懂得珍惜的听众。

　　为了安全比赛，队内最早要求给70岁以上的队员佩戴绿色袖标，起到提示作用，但彼此熟悉后，“提示”就种在了心里，“我们球队有两条不成文的规定，一是不能抢老年人的球，只能封堵传球路线，二是不能和老年人有肢体冲撞，另外我会尽量把射门机会给他们。”40多岁的何庆伟是队里名副其实的年轻人，原本偶尔陪父亲来这儿踢球，在父亲离世后，他便正式成了球队一员，“前辈们脚下技术都非常过硬，基本功和对球的处理方式，有很多经验值得学习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们发自内心的足球情结，感觉每周训练都在圆梦。”

　　为了“圆梦”，陈晓昆有过一次教训。“比赛中，一个来球位置太好了，我没忍住就跳起来甩了一个头球。”他没料到，以前当运动员的习惯动作，结果造成了脑部出现淤血，从此以后，他遇到年纪大的队员就叮嘱：“高球来了，用肩、用胸，一定不要拿头顶球，得忍住。”毕竟，伤病的滋味，他永远记得，“年轻时就因为双膝内侧半月板破裂，我才退队。”如今，还能坚持在绿茵场上，他很珍惜，“比分和输赢已经不重要，能过球瘾，还能适当锻炼身体，这就是真正的快乐足球。”

　　“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顽强生长的草根足球。”何庆伟认同这套足球哲学，“七八十岁，还能每周聚在一起，换换衣服，为自己一辈子的爱好上场，他们站在那儿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。”心头一紧时，何庆伟会经常问自己，“今后到了他们的岁数，是不是还能坚持？”但看着眼前这些苍颜白发的足球“少年”，似乎又找不到给出否定答案的理由。

　　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梁璇 来源：中国青年报

《勇敢的翅膀》：人物成长与家国情怀同频共振******

　　作者：张德祥（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）

　　在湖南卫视播出的现实军旅剧《勇敢的翅膀》，给荧屏带来一种特殊的青春气息。作为国内首部以空军轰炸航空兵战斗生活为题材、以K型机改装为背景的长篇电视剧，该剧表现军人的故事，军人的风采，令人眼前一亮，视野大开。

　　在题材上将“军旅”与“成长”融合，是《勇敢的翅膀》的一大特色。作为轰炸机飞行员，肩负特殊使命。特殊使命需要特殊人才。特殊人才是怎样锻造出来的？该剧讲述新一代飞行员的成长过程。主人公秦朗个性强，不盲目随大溜，凡事要经过认真思考。这种性格在纪律严明的军队中显得有些不合群。由一开始被淘汰到成为优秀的轰炸机飞行员，他的成长经过了一系列磨炼。比如，秦朗为找专家违规开车，路上救人，却被误认为是撞人者。这是对他的一种“信任”考验，也是促使部队领导进一步认识他的过程。还有飞行中突发“特情”，他的女朋友谈小雅的“间谍”嫌疑等，在一次次考验中，他奠定了信任与忠诚的基石，练就了不为困难和挫折压倒的坚定意志，最终使坚强个性与纪律性达成一致，使坚定意志与忠诚信任达成一致，把个人才情融入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之中。谈小雅的成长过程也是如此。她经历了诸多挫折，但初心不改，发挥技术特长，为提高轰炸机的电子对抗能力尽职尽责。可见，新一代青年人在部队的锻炼成长，不仅有先进的科技知识武装，更有思想品质和军人素质的锤炼，从而折射出我军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风貌。

　　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，与主人公搭配工作的角色也是饶有趣味。作为机长，也是秦朗上级，丰雷作风正派、纪律严明，与秦朗多次发生冲突，甚至严厉训责。但严师出高徒，二人由开始的情绪对立，到真正相互了解彼此，终于找到了问题症结。丰雷为了解决秦朗“特情”处理上的问题，从心理入手，对症施策。而与丰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电子对抗旅刘队长，作为谈小雅的上级，刘队长深谙部队规则，事事请示，时时请示，看起来遵守规则，实则是不担责任。谈小雅帮助功勋团侦查干扰电台，刘队长认为这不是我们的本职工作，也不符合工作程序。但当谈小雅的工作得到功勋团的肯定，收到感谢函，刘队长又因感谢函上没有自己的名字而恼羞成怒。这个形象很有典型价值和镜鉴意义，他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其位而不担其责，没有创造性开展工作。同样都穿着军装，怎样才是优秀的军人，看的是格局、品质、境界。要飞翔，就必须有勇敢的翅膀。此外，剧中出场的其他人物如陈团长、叶教导员、杨政委、吴汉等，也都有血有肉，真实生动，体现了我军的军人风采和军民鱼水情。

　　“真实”也是观众网友评价《勇敢的翅膀》时的高频词，创作团队深入一线部队实地采访，从轰炸机航空兵的生活中汲取鲜活素材，创作过程历经6年。剧中不乏精彩作战演习场面，如低空飞行钻山谷、突破雷达监视实施临空轰炸、空中停车重大险情等。观众身临其境地跟随剧情走进军营，了解轰炸机航空兵这一群体的工作，直观感受改革强军取得的成就。可以说，《勇敢的翅膀》推动了军旅题材范畴细分深化，实现了创作边界的多向度探索。

　　军旅剧，带有军人的阳刚之气，能振奋士气民心，是民族精神的一种具象体现和审美升华。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，讲好新时代军旅故事，展现中国军人的风采，是文艺创作的题中应有之义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电视剧《勇敢的翅膀》向当下观众传递敢为梦想拼搏担当、敢为使命奉献牺牲的军旅精神和中国军人积极进取、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貌，展现出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强劲生命力，为今后军旅题材电视剧的创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考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3年01月11日 15版）